物质生活不可否认是极大地提高了，但诸如信仰迷失、价值混乱、意义困惑、道德沦丧一类的问题也出现了。

在《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作者看来，将民可使由之章理解为愚民是误会了孔子的意思，这一问题已经被朱熹解释和澄清过了： 昔朱子集《四书注》时，已虑后人必有误会圣意者。然则，所谓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民之于宗教也又如此。

然而，这些辩护并未止息这场论争，相反，从清末至民初，围绕此章的争议已经延伸到孔子以及儒家是否愚民的问题。即在中国，亦有此说，如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皆不屑教民之意也。因此，《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作者用朱熹的注解来反驳民可使由之章的质疑其实非常自然，也符合一般士人对此章的普遍认知。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

新学家和传教士最初质疑民可使由之章都是为了开民智，尽管这两个群体的根本目的并不相同，但基本上都会认为只有开民智才能救中国。当然，必须指明的一点是，与蒯光典的评论不同，严复的上述言论并不是在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的背景下展开的。[①]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而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

这种拼接古今自由的主张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存在着现实风险。当然，由于不论宗族、家族的价值诉求，还是个体的价值诉求，最终都是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也即由每一个人来具体承担，因此不论古今都广泛存在着个人言行，这其中有不少与个体自由相似的表象。由此家族生活方式得到确立，相应地以家族为核心安排社会生活，家族随之成为新的社会主体，并通过移孝作忠继承了宗族宗法原则，形成了家族宗法以保障家族利益为目的。相应地，任何人都不敢、也不能有私，也更不可能存在个体自由。

[⑥] 可见，其论说不仅积极地表达了发展个体自由现代价值立场，而且抓住了自由观念古今之变最基本的差别。但是，现代性的国族乃是由独立的个体主体而组成的群体，而根本不同于宗族——以非独立的个人形成的整体，因而，现代国族自由是现代自由在国族时代的一种具体形态，是以维护和发展每个个体的自由为根本目的。

在这方面，中西自由观念具有一般共同性，因此个体自由不为西方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般价值取向。这显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古代自由已经逻辑地蕴涵着现代自由观念的基因，现代自由符合中国自由观念自身发展的逻辑一贯性。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握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

现代新儒家，如徐复观认为‘自由乃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唯一标识[20]，进而主张创建自由社会。生活本身作为一切自由的渊源，在历时维度上，呈现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和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确立，从而使个体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并且使现代自由得以可能。[2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609-612页。最终，他将公私兼顾的自由，也即古今结合的自由视为理想的自由形态，并强调我们决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

但应当看到的是，传统士大夫所从之道，所守之志并未脱离宗族或家族的价值观念，也即其承载的是前现代的价值理想——家族主体的整体诉求，而不是为争取或维护个体的权利。不论天子诸侯，还是庶民百姓，任何个人都不过是宗族整体的附庸。

如《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虽然尚未完成，但现代自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④]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39页。而宗族自由之所以是古代自由，在于其仅以宗族整体为唯一的和根本的目的。简言之，在宗族面前，不存在任何独立个体，更不可能存在任何合理的个体诉求。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仪礼·丧服传》）。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14]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可见，唯有宗族整体利益才是需要顾及的正当价值，至于个人的诉求则可以无条件舍弃。郑玄《诗笺》曰：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幹，为辅弼，无疏远之。

（下节详述） 从观念层面上看，封建王权时代是值轴心文明初启阶段，尤其在春秋战国之前，人们的思想还处于从人神杂糅的原始宗教到人神相分的理性觉醒的过渡阶段，哲学尚未真正发端，因此，此时的自由观念只有简单粗疏的表达而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证，同时还需要依靠一些原始的神学观念来维护宗族自由的合法性。[⑧]当代哲学对传统的对象化思维的解构可以表明，一切自由（形上自由与形下自由）与主体性存在者（形上绝对主体与形下相对主体），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源于前主体性的存在本身，也即非现成化的生活本身。

另一方面又将历时的古今自由形态，转变为共时的公私领域的自由形态。由上可见，中国自由观念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经历了由前现代的宗族自由、家族自由向现代个体自由的转变，与西方自由观念一样都呈现为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

他的主权是有暇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我们看到，他将古今自由分别与公共领域的政治自由和私人领域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对应起来，而且一方面认为，古今自由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不同领域的自由，否认古今自由的关联性。再有，即便是涉及每个人基本情感诉求的事情，如婚丧等，任何人也同样不能自主，而是必须按其宗族角色的等级行事，因为婚丧本身也是宗族主体之间的事情，并非个人私事。这种要求个人绝对服从，不能专私的伦理准则，在宗族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尤其在政治伦理事务中更为明显。

而现代的族群自由的主体是由独立的个体主体组成的作为群体——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国族自由乃群体自由，其最终意义是为了维护和满足独立个体的诉求，实现个体自由。（一）古代自由 1、宗族自由 自殷周之际直至秦灭六国，中国社会是以宗族（clan family）为核心来安排人伦生活的。

贡斯当对于商业之于现代自由的意义，是受到休谟的影响，休谟在《谈公民自由》一文指出，古代政论家几乎没人提到商业，商业只能在自由政府下繁荣发展。时至晚清，中国全面进入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即由前现代的皇权时代迈向现代的民权时代。

而其最大的锐见莫过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与现代自由的根本差异：古代自由是集体自由，现代自由是个体自由。对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个体与个人两个不同的概念。

由是，贡斯当没有意识到古代与现代的族群共同体的实质差异（即集体与群体的差异），于是面对古今社会都存在族群自由的实情，他无法给出恰当的解释和合理的主张。所谓宗族，乃是按父系血缘结成的大家庭，即所谓父之党为宗族（《尔雅·释亲》）[13]。[⑤] 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要求一种适合现代的自由，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这不仅意味着二者具有历史演变的同步性，而且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15]《尚书•康王之诰》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我们必须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⑩]。

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再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闰、解职、谴责、剥夺慰产、施放或处以死肃。[2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出版社，2008，第1888页。

[16] [汉]孔国安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8页。臣用私义者，国必危（《战国策·赵策二》）。